从媒婆到媒体
2004-07-05, 21:37
作者：老夏
莱茵通信2003年第4期
媒婆，我小的时候在乡下见过。听大人们讲，媒婆的“工作”就是每天走东家、串西家，忙活的也就是一件事：为孤男寡女牵线做媒。有人说媒婆积大德，也有人说她们缺大德。反正她们挺特殊的。媒婆总归不是婶子，就是奶奶什么的──上了岁数的女人。婶子也好、奶奶也好，都说明她的在婚或是婚过的身份，这一点很重要－－我想。哪怕她现在守寡呢，反正不能还“黄花”着。是何道理我讲不清，只能揣测。我揣测这是一种榜样的力量，或叫表率作用：说螃蟹好吃，你自己总得尝过吧？！
有关媒婆的行规什么的，我也不清楚，也只能揣测。我的揣测是：媒婆自己是不该有姿色的──说到底，她要出手的是别人，不是她自己。但媒婆是挺注重仪表的，即使没有绫罗绸缎的体面，干净利索、头脸整齐还是要的。另外，媒婆好像没有不抽烟的，这也许跟进庙烧香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说，得给主家或叫“香客”的一个亲近和巴结的机会。还有，媒婆总是脑门上红着个疙瘩，脖子上紫了串水泡什么的，说明媒婆也是很操心、很劳神，也挺不容易的。
媒婆当然也是无利不起早的，和所有的生意人一样。她们靠了上牙碰下牙而完成生意，但对方不能靠上下牙一碰──靠好话填饱她们的肚子。所以，媒婆的生意也是“等价交换”的：主家待价而沽，那自然。但光靠他们自己给自己估价却又不算数，要媒婆估过才算数。好比你的车子被人撞坏了，得请人来估价，对方才认帐。当然，私了也是可能的，就是所谓“自由婚恋”了，也不关媒婆什么事了。不关媒婆的事，在这儿就算跑题。所以，咱们还得“话说回来”。话说回来：媒婆帮主家估完价后，帮着把人嫁出去或娶过来，她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名正言顺得很咧！
前面我说过，见识媒婆是我小时候的事。那时候，人穷啊！怎么说呢，穷得谁都不拿穷还当回事！好比我在的那个村子吧，谁家有酱油吃(不吃也罢，有盛了酱油的瓶子在那儿戳着就行)，就是件很值得挂在嘴边的荣耀事儿！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媒婆自然不能守身如玉、见钱才眼开，也得随行就市。比如，点心匣子她总是有的，还有罐头。不光孩子，大人见了这些“稀罕物”也会眼睛放光，腮帮子发酸。
除此以外，媒婆还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本事，就是：上家、下家──通吃！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词语好像是专门用来形容媒婆的：媒妁之言、花言巧语、巧舌如簧、满嘴里跑舌头、能把死人给说活了(能把死人救活的，多半是兽医，以为只有他们最懂死马当做活马医的道理)，好话不多，或说根本没有。这些，我以为只触及到媒婆这一行当的表皮。我印象最深的是媒婆看人时的眼神，那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意味深长的“东西”。那“东西”我也是很久以后才想明白的，就是：把人不当人，当成货物──看。
莱茵通信2003年第4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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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功名尘与土
2004-07-01, 02:43
作者：江岩声
莱茵通信2003年第4期
我和他有三十年没见面了。在我印象中，他一直是那个穿着胸前带两个口袋，口袋上有盖的草绿色军装的样子，面孔瘦削，眼睛因为近视而常眯缝，给人一种有心计的感觉。他喜欢化学，是我高中班上的化学课代表。我讨厌化学，恨乌及屋，所以他不在我当时狐朋狗友的圈子里。
高中毕业那年的春节，全班联欢，每人要演一个节目。这本来并不是难事。我们那个班是学校的所谓文艺班，担负着为学校出宣传差的任务，班上每个人都得会点东西，要么能唱歌，要么能跳舞，要么会件乐器。他能跳舞，是集体伸胳膊甩腿，革命造反光头像式的那种，从不单独上台。那次联欢要在全班40位同学面前单独亮相，而且其中一半还是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这对他来说(对我也一样)委实是件难事。他是磨蹭到最后才红着脸唱了一曲“接过雷锋的枪”。嗓音听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嘹亮，有一点天然假声的味道。
毕业猢狲散，那次联欢过后没多久，大家就各奔东西，下放当知青了。我去了安徽的和县，他去了毗邻的含山县，彼此相隔100公里以上。有一年夏天，我得了疟疾回家养病，正在床上躺着，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床边，隔着蚊帐喊我，要我陪他去高中班主任家，他要告诉班主任他已经填了入党申请书。这在当时是件大喜事，我当然得陪他去，尽管心里感到酸溜溜的。我们那位班主任是位理想主义者，毕业时给班上每个同学发了一张她的标准照，并且在照片背后写上若干行娟秀小字。凡是当班干部的，必有一句“希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题词。他除了当化学课代表外，还兼任班上的劳动委员，班主任对他肯定也是寄予此等厚望的。作为班上的学习委员，我也得到了这样一句题词，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前世注定的。
1977年高考后，他到合肥入安徽大学的无线电系，我到了武汉，彼此相距700公里以上。1982年他毕业分配回了我们共同的“老家”—─M市，我则出国到了比利时，彼此间的距离增加到一万公里。这一空间距离最终决定了我和他的人生轨迹之间的距离。
三十年的流水就在这么弹指一挥间滑过去了。昨天，当我和他在瑞士伊维尔栋的一家工厂里见面时，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一定也不敢相信他的眼睛，因为我看出他分明在犹豫。我们在对方的眼睛里一定都是一个半老的陌生人，如果在街上碰到了，不说的话，肯定会擦肩而过。当然过后也许会有一丝犹疑：这是谁呀？眉眼似乎熟悉，轮廓却完全陌生。
他已经有些发福，瘦削的面孔不见了，代以一个上方下圆的脸庞。眯缝的近视眼不见了，那位置上是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面的目光里闪动着中年人的沉着与定力。嘴唇和牙齿有些发乌，嗓音厚滞，是老烟枪的特征。
他这是带领M 市经贸代表团出访欧洲，瑞士是最后一站，这样我们才能相会。他和那家工厂的老板用德语会谈。我不懂德语，但听得出来，他说得很流利。这使我感到惊讶。我知道他80年代曾在德国留学过两年。但以我学法语的经验，知道两年的时间只够学些日常会话。回国的人，几年后都忘得精光。他后来告诉我，他一直没间断学德语，有事没事坚持收听德语广播，还翻译出版过一本60万字的德文专业书。
代表团一行七人。在代表团名单上，他排倒数第二，名下的官衔是M 市外经贸局副局长。他说这是真的，其他人名下的官衔有真有假。我看看排第一位的官衔是高级经济顾问，猜想那一定是假的。顾问在中国党政机构里从来是末流，不管其前缀如何高级。
“这么些年在外，身体还好吗？”当我俩有机会单独相处时，他这样开始了和我的谈话。
“还好。只是左脚一年前崴了，到现在没好利索。”
“怎么会呢？”
“我想是年纪大了，身体自我修复能力差。想想看，我们都是快五十的人了。”
“倒也是。在大学做什么工作？”
“搞研究，开发一种计算方法，编程序。”
“我前些年也编过程序，太累人，脑袋吃不消，那是年轻人的事情。后来调到外经贸局搞管理。”
同学见面，话题更多的是谈论同学。他告诉我，当年的班长沈卫东现在是M 市中级法院的副院长，周军是脑外科主任，我的同桌赵铭力是一家医院的副院长，郝景涛是M 钢公司的部门经理，王嫩是苏州大学的美术教授，数学课代表姚伯元在M市大学搞专利发了财，赚了一百万元，现在号称姚百万。小提琴手吕城在派出所当所长，经常酗酒。李安文退休了，M 钢公司要裁员，出台一些优惠条件，比方说工资长一级，“鼓励”职工提前退休。我想起在一次语文课上学习毛泽东的“橘子洲头”。李安文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解说毛泽东这首词的伟大意义时，用了“博大精深”。我从此把这四个字记得牢牢的。以后每次听到别人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时，我就会想到李安文。
刘某呢？我问他。刘某是我当年的死党之一。下乡时是班上第一个入党的人，招工后听说也是第一个提干的。
他么？不得志。到利比亚施工，不满领导克扣工人工资，带头罢工。共产党虽说是靠罢工起家的，但你要罢共产党的工，我的乖乖，恐怕还是不行的吧？回国后，刘某被撤了职，家里也闹了离婚。
他不是写小说吗？我问。1984年回国探亲，见到刘某时，他告诉我要写小说，写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农村饿死人的事情。他说他亲眼看到村子里老人用手扣小孩屁眼里未消化的麦粒吃。
小说是写出来了，但没钱发表。出版社要他先付七，八万块钱才肯出版。现在都强调经济效益，出版社要看你的书能卖得掉才肯接受。
我感到心头有些发凉，是那种唇亡齿寒的凉意。为了准备这次和他的见面，我把发表的文章汇集在一起，加上新写的反映巴西生活的小说，装订成册，取名“航行在亚马逊河”。刚才见面时，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他端详了一下封面，那上面有一幅航空照片，是恣肆汪洋的亚马逊河，然后淡淡地问道，你去过巴西？我说是的，去过一年。代表团同行的人看见了，问是出版的吗？我说不是。又问：你是搞数学的，怎么还能写这些东西？排名第一的高级经济顾问代我解释道，人家这是兴趣，他们搞数学的要写好论文，就得有写作能力。
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三十年真是没意思透了。
莱茵通信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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