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自我，扩散思维──谈APS及留德
2004-06-26, 09:49
作者：马虎
莱茵通信2002年第6期
Bunke博士11月中旬从中国考察APS等事宜后回到德国。首次中国之行给他带来的兴奋一时难以降温。目前，APS考试的通过率没超过60%。那40%多的失败率，不仅仅是语言障碍所致，更是思维差异的结果，文化差异的结果。为此，我请他为面对APS的中国学生出出主意。
Bunke博士首先想纠正中国人对APS的误解。他说，APS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考试，而是一个给学生表现自我的机会。请你谈谈你为什么选择留学德国，谈谈你学成之后的打算，都属APS提问的范围。在德国人看来，做事的目的和计划与做事的过程一样不可或缺。但令Bunke博士倍感惊讶的是：中国学生对自己的前途几乎没什么规划。对“未来打算”这一提问的回答是：1/2的学生说“不知道”，另1/2的学生回答得很简单：“学成后回中国找工作”。作为德方，他们多么想听听，正在中国发生着的这股前所未有的留学德国热潮的主体──中国年轻人的肺腑之言呀！仅2001一年德国就收到来自中国的入学申请材料15000多份，超过任何其它国家。这批中国年轻人投入了自己的青春，他们的家长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留学德国，是家庭所作的选择。难道，就没什么可期待，没什么可计划的吗？
其次，德方希望从APS中了解中国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扩散思维的能力，而不是单一核实对某一专业知识的记忆力。Bunke博士和APS驻中国的负责人Otto女士共同的感觉是：中国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尚可，但忽视了培养如何灵活运用知识，尤其是如何博采多种学科之长，来解决某一专业问题的能力。
Bunke博士在中国时曾问学生：如果给你百万美元，你将做什么？回答令他失望：有的说，买房子；有的说，买IT 股。没有一位对那“百万美元”作出综合预算，更没有宏观考虑。年轻人的思维本该是最不狭隘，最发散式，网络式的呀。
再次，Bunke博士觉得，阿拉伯人善於口头交际，而东亚人善於笔头交际。他认为，中国的年轻学生从中国教学体制向德国教学体制过渡的适应期2年都不够。这比其它外国留学生要长至少一倍。据他透露，他所在的德国大学内，经过DSH 和Vordiplom 考试之后，有35%-40%的中国学生会被大学淘汰。这个淘汰率高于其它外国留学生。不同的是，在最后学位考试中，中国留学生的通过率则远高于某些其它外国留学生。比如，一些来自西非和阿拉伯国家的学生，语言能力强，对新环境的适应性也好。他们通过DSH 和Vordiplom 考试的比例很高。但他们的学位考试通过率却很低。很多德国教授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希望有社会学学者对此现象进行研究。目前，德国人对中国的硕士教育较信任。所以，德国教授更乐意接受中国博士生，尤其是不很年轻的中国博士生。德国需要来自中国的高层次人才，需要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德国方面希望来德国的中国人在组成结构上有所调整。
对德国的适应能力还包括社交能力，譬如，与各办事机构公务员的纵向交往能力和与周围人的横向交往能力。Bunke博士很怀疑中国学生是否注意到他们自己正处在德国的国际环境中，他更不清楚中国学生是否有意在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利用这一国际环境。他举例说，由老生带领刚入学新生的“环境适应周”办法已持续实行了十五年。十五年来，直到下一学期，才有了第一位中国老生志愿报名当新生的引导人。新生中的大头是中国学生，但志愿者向来都没有中国老生。中国学生跨出国门，最需要的是引导。他们花大把的钱去委托中介办理出国，很有“中国特色”。但社交能力，是没法委托给“中介”培养的。Bunke博士指了指他办公室墙角上三十多份由一样的信封包着，每份约3厘米厚的申请材料──这又是湖北某中介公司寄来的，还没来得及打开呢。
说起“中介”，Bunke博士认为，中国年轻学生更需要的是合适的引导人，而不是花2000 欧元买一份材料的那种服务。2000年以前那两年，中国向德国大学递交的申请材料中，假材料占10% 以上，累计有几千份。有的在大学学了3年，却拿出了学习过4年的证明；有的说是某专业毕业，但那所大学根本没有开设过那专业，等等。通过辽宁某一中介公司办理的材料中，90%为假材料。这曾一度影响了德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也损害了德国大学生的利益。其实，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学生本人。这会影响他们的一生。2001年推出APS后，这一情况得以好转。
最后，Bunke博士提出，希望中国学生在学习普通德语的同时，也要注意专业德语词汇的积累。在APS对话中，这个问题也很突出。
莱茵通信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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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滥用权力越严重，报刊就越重要
2004-06-26, 09:49
作者：奥格斯坦[1] 译者：程文
莱茵通信2002年第6期
德国真正感兴趣的读者──谢天谢地──并不仅读一份《明镜》周刊，《明镜》读者总是同时还至少订阅一份日报，以时时获取有关国际国内事务的信息。这意味着，任何每日新闻，如果《明镜》不能以更具指导性、更丰富或是更清晰的形式提供给读者，《明镜》就没有必要报道。
这同时意味着，《明镜》不得不更深刻地挖掘它的题材，一份价值一马克[2]、象《明镜》这样以传播消息和信息为主的刊物必须有独到之处，这是《明镜》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在此《明镜》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围绕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件，力求找到新的视点，使读者有机会对整个事件重新评价。与此同时，还必须在每期都提供一些真正的、独到的新闻。
除此之外，《明镜》的工作几乎不受任何其它限制。例如，《明镜》完全不需要象一些画刊那样百方迎合最大批读者的最低级、最无聊的趣味。
《明镜》的编辑们把自己看做平均水平的读者，为刊物选择的内容，都是自己想在一份一马克的刊物中读到的。这意味着，《明镜》编辑不允许太聪明、太具学究气，尤其绝对不允许是天才。令人心安的是，我们也确实不是。
然而《明镜》的编辑们允许写一切他们能用道理阐明的题目。他们不受任何“方向”限制。当然不排除他们也会有偏见、也会出错。
这一自由正是《明镜》赖以生存的法宝。此外它还需要有资金方面的实力，以免对一期发行的禁止或是没收就导致整个刊物灭亡。
众所周知，现代国家的趋势正是反对新闻自由。我们必须能承受一次次昂贵的法律诉讼。没有强大的发行量、没有由此而来的刊物内广告，新闻自由就象静风中的帆船一样寸步难行。
现代国家善于在表面上宣扬而在实质上挖空新闻自由。各党派不是去克服各种不合理现象，而是共同从中渔利。各种团体也是在不顾一切地实现自己代表的利益。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都设有的委员会，正以喋喋不休的讨论吸干电台和报社的最后一点灵气。
在这种情形下十分重要的是：有一至三份在整个西德都发行量大、有战斗力的刊物，愿意有效地代表一些不受某些人欢迎的观点，面对党派和团体无所顾忌地抨击社会不良现象。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属于这样的刊物；而是说，我们至少已具有为此不可缺少的独立性和勇气。
我确信，许多德国政治许多坏主意之所以没有得以实现，是因为有《明镜》这类的刊物。没有这类的刊物，许多奇思异想就得不到讨论，许多禁区就得不到突破，许多事物的阴暗面就得不到认识、许多幻想的泡影就得不到戳穿。如果民主还有任何活生生的涵意的话，这类刊物正体现了真正的民主功能。
这场欧洲灾难[3]也在德国带来对一切公共即政治问题的冷漠和厌倦，许多政治趋向都被看成是不可避免的。职业政治家们也习惯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做出决定。
在此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1945 年的一片废墟中，德国的占领者选出了政党和工会，政党在被砸烂的社会结构当中独揽政治和国家大权，而不受任何一种传统的约束。
宪法确定的多政党国家因而也时刻可能变成代表若干集团利益的国家。蜕变成谋求私利的利益集团、把国家变成实现党干和一小撮利益的工具，就成为各政党时刻面临着的危险。
联邦德国的各级政治官员也趋向于把自己看做是寡头政治特权阶级的一员，而最多给人民四年一次走走形式、投票承认这种寡头政治的权力。
政党滥用权力的现象越严重，报刊的重要性就越大。报刊在今天对民主的意义不亚于一些宪法所规定机构。公众的立场只有通过报刊媒体才能对统治机构施加影响，才能形成一种公众的良心，公众的立场只有通过媒体才能在危急关头形成一种呼声，从而起到预防的监督作用。
回顾过去数年间西德报刊所起到的作用，必须公正地指出，报刊至少象议会一样努力和有效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敢说，独立的报刊界基本认识到并致力于完成自己负有的任务。
报刊在机构面前保护了个体的权利，在强者面前保护了弱者。《明镜》周刊这样的刊物的特殊和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责任正在于：在国家和社会机器强大的势力面前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
译注
[1]这是已故《明镜》创办人奥格斯坦1953 年有关《明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所起作用的一个讲话节录。译自《明镜》2002 年第46 期。
[2]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就根据一般家庭消费的价格指数而言，1953年的一马克相当于2002年的1.99欧元。
[3]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莱茵通信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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